破解结构性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我国正处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就业问题的关注点已从相对单纯的“总量供给”转向“结构匹配”和“形态重塑”。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健康稳定增长，随着产业升级加速、技术冲击深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就业市场呈现出“高技能人才短缺和低技能劳动者过剩并存”的结构性失衡，“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一些重点群体就业压力突出。下一步，应着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坚持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短期以稳定重点群体就业、缓解技术替代压力为切入点，长期以制度创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为重点，多措并举防范就业领域风险，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先后突破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以5.4%的年均增速继续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就业总量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随着经济结构深入调整，产业升级与就业规模扩张的协同性不断增强，高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数字经济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领域，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约50%。当前，我国就业大盘保持稳定，但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

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在客观上促使我们更加注重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收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产能力、消费潜力。我国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少子化等特征，虽然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但适龄劳动人口占比有所下降。这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必须由主要依靠要素规模扩张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带动，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即更依赖于创新驱动和人力资本质量提升。这些情况反映到就业市场，体现为劳动力供给总量面临收缩压力，同时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又催生了对高技能人才的强劲需求。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但具备原始创新能力的人才和有将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能力的技术工程师缺口依然较大。

另一方面，技术变革加速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快速迭代引发就业格局变化。有调查研究显示，当前全球有约40%的岗位会受人工智能冲击，尤其在金融、编程、翻译等领域。有报告预测，从2025年到2030年，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技术的趋势将导致约900万个工作岗位被替代。

与此同时，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以及推动产业升级进程中，外向型企业从面向国际市场到面向国内市场的转型也面临挑战。这类企业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低端制造等领域，转型中部分低技能岗位可能面临缩减。国内市场对高端制造、数字技能的需求攀升，而这些企业的原有从业人员难以快速适配，也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

为更好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需进一步研判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对就业的深刻影响，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破解结构性矛盾，推进科技进步和就业创造良性互动。

一是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构建适应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岗位创造相关机制。培育内需驱动的就业新增长点，强化就业优先导向，重点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中小微企业发展。合理引导资本流向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硬科技领域，通过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创造更多适合不同技能层次的就业岗位。加强对产业政策的就业影响评估，在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把握科技进步方向时，前置评估其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内外贸一体化过程中，通过适度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支持传统加工贸易企业品牌化、数字化转型，稳住存量岗位，创造更多新型工作岗位。加强对新就业形态人员的保障，完善面向新就业群体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障制度。

二是推进适应性人力资本投资，改善劳动者的技能培养。构建需求驱动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人才供需错配现象，深化产教融合，加快新职业标准开发，引导高等院校专业设置向人才紧缺领域倾斜。面向可能受到冲击的低技能劳动者，可考虑建立技能再投资专项基金，通过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和公共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或数字服务领域的专业技能跨越。关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通过多种方式加强职业生涯引导，提升人力资本配置效率。

三是建立技术变革缓冲机制，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就业稳定的良性互动。为技术替代提供转型缓冲，借鉴国际经验，在医疗、教育、金融等关键领域设立人工智能决策的人工复核环节。鼓励企业通过“人机协同”推动系统性数字化转型，倡导利用人工智能增强人类能力而非简单地用机器替代人。

四是深化户籍、社保等关键领域制度改革，促进劳动者有序顺畅流动。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着力打通制约劳动力、人才流动的“最后一公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加快实现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与人们的实际居住地挂钩，让更多人“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同时，推动社会保险关系顺畅转移接续，降低劳动力和人才流动的成本。

五是完善覆盖城乡的就业统计监测体系，消除新业态监管“盲区”。针对平台经济等新经济形态，应加快从传统的职工人数统计向劳动就业统计转型。建立人社部门和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数据实时对接机制，将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全口径监测体系。可考虑建立以工时、收入等为重点的指标，实现对新业态就业质量的精准监管。同时，探索建立相关制度，为灵活就业劳动者提供动态的职业伤害保障和建立精准培训推送机制。

（作者：吴卫星，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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