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从伪满皇宫跌落的末代皇帝，在苏联战俘营却吃上了牛肉、喝上了红茶：那些女军官的微笑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001

1945年8月19日，沈阳东塔机场的跑道上，一架苏联军用运输机卷起漫天尘土。

溥仪被两名苏军士兵架着胳膊，几乎是脚不点地地拖上了舷梯。他的身后，跟着弟弟溥杰和几个贴身侍从。就在十几分钟前，他们还坐在机场候机室里，等待着飞往日本的安全通道。吉冈安直那张永远挂着谦卑微笑的脸，此刻已经消失在混乱的人群中。

飞机舱门关闭的瞬间，溥仪听见外面传来一声枪响。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当时以为，完了，这一枪是冲我来的。”

飞机升空后，溥仪被安排在靠近驾驶舱的一个座位上。他下意识地摸了摸随身携带的小皮箱，里面装着从长春伪满皇宫仓皇出逃时带出的几件宝物——一尊金佛、几块和田玉，还有一套镶满宝石的怀表。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他想，或许能用这些东西买一条命。

机舱里很安静。押送他的苏军士兵约莫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稚气，但手里的冲锋枪始终没有放下。溥仪试着用日语跟对方打招呼，士兵毫无反应。他又换成半生不熟的俄语说了一句“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士兵看了他一眼，仍然没有回答。

飞机向西飞行。溥仪透过舷窗看着下面越来越远的土地，心里一片空白。四十九年了，他从北京退位，被赶出紫禁城，跑到天津做寓公，又跑到东北做傀儡。每一次他都以为自己跌到了谷底，每一次又有新的谷底等着他。

这一次，大概真的到底了。

他想起一个月前，日本关东军还在向他保证，满洲国固若金汤。想起一周前，他还在通化大栗子沟的地下避难所里瑟瑟发抖，听着远处传来的苏联炮声。想起昨天，吉冈安直还在说，陛下先走，我们随后就到。

随后就到的人，此刻正在地面上被缴械。

飞机飞了四个多小时，降落在赤塔的一个军用机场。舱门打开，一股冷风灌了进来。溥仪打了个寒噤，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还穿着从长春逃出时的那套浅灰色西装，薄得根本挡不住西伯利亚的寒气。

下飞机时，他看到的不是枪口。

是一排车队。

三辆黑色轿车整齐地停在停机坪上，旁边站着几名苏联军官，肩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为首的一位走上前来，用流利的汉语说：“溥仪先生，欢迎来到苏联。请上车。”

溥仪愣住了。

先生？不是战犯？不是俘虏？

他被安排坐进第二辆轿车。车内干净整洁，座椅上铺着柔软的绒布，扶手上还放着一瓶开了盖的矿泉水。他从未见过矿泉水，拿起来端详了半天，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凉，有点涩，但意外地好喝。

车队驶离机场，沿着一条两侧种满白桦树的公路开了约莫半小时，最后停在一处带围墙的别墅前。大门打开，里面是一栋两层高的欧式建筑，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温暖。

溥仪后来才知道，这里原是苏联红军高层的疗养设施，专门用来接待从前线撤下来的高级将领。他一个被俘的傀儡皇帝，成了这里最特殊的住客。

002

走进别墅，溥仪的第一个感觉是：地毯真厚。

他的皮鞋踩上去，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大厅里摆着几组沙发，上面覆着洁白的罩布。墙上挂着风景油画，窗台上摆着鲜花。一名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护士帽的年轻女子迎上来，用俄语说了几句话，然后微笑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溥仪被带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

房间不大，但五脏俱全。一张单人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蓬松的羽绒被。一张写字台，上面放着台灯和墨水。一个独立的洗漱间，里面有抽水马桶和陶瓷浴缸。最让溥仪意外的是，窗户上挂着厚重的丝绒窗帘，拉开窗帘，外面是一片松林，隐约可以看见远处的山峦。

“这是疗养院还是监狱？”他问随行的翻译。

翻译没有回答。

晚饭时间，有人敲门。溥仪打开门，门口站着两名穿白色制服的女子，推着一辆餐车。餐车上摆着黑面包、熏肉、土豆泥、红菜汤，还有一小瓶伏特加和一瓶矿泉水。

溥仪看着这些食物，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在伪满皇宫吃的当然比这精致得多，但他清楚地记得，就在几天前，逃到大栗子沟的那些日子，他和随从们只能靠干粮和咸菜充饥。日本人的供给早就断了，伪满政府形同解散，没人再管他这个皇帝的死活。

而现在，在被俘的第一天，他吃上了热饭，喝上了热汤。

那瓶伏特加，他犹豫了一下，没敢喝。他把矿泉水倒进杯子里，慢慢喝了一口，比飞机上那瓶还要凉。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窗外的松林里传来风声，像是有人在说话。他想起紫禁城，想起天津的张园，想起长春的伪满皇宫。那些地方，他都睡过，但从来没有哪一夜像今天这样，让他产生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不是因为这里有多舒适，而是因为，他终于不用再跑了。

第二天早上，溥仪醒来时，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他拉开窗帘，看见楼下的院子里有几个苏联士兵在跑步。他们穿着单薄的军装，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雾团。

早餐比晚餐还要丰盛。有煎蛋、香肠、奶酪、白面包，还有一杯热腾腾的红茶。溥仪坐在窗前慢慢吃着，忽然听见外面传来马蹄声。

他抬起头，愣住了。

院子外的土路上，两名苏联女军官正骑着马缓缓经过。她们穿着深色的呢子制服，佩戴着肩章，头上戴着船形帽，脚下的皮靴锃亮。马匹是高大的顿河马，枣红色的皮毛在阳光下泛着光泽。

两名女军官大约二十出头，身形挺拔，骑马的姿势干净利落。她们似乎注意到了楼上的目光，其中一人转过头来，朝溥仪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微微点了点头，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溥仪后来回忆这一幕时写道：“她们和我这个落魄之人打招呼时，毫无轻视，反而点头微笑。那一瞬间，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个战俘。”

他隔窗望了很久，直到那两匹马消失在松林的尽头。

003

赤塔的日子，像一场精心设计的梦。

溥仪每天早上七点准时醒来，洗漱完毕后，会有人送来早餐。八点半到九点，是他每天唯一的户外活动时间——在院子里散步半小时。两名苏军士兵跟在后面，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从不催促，也从不打扰。

散步回来后，他可以自由活动。房间里有一些俄文报纸和杂志，虽然看不懂，但溥仪还是会翻一翻，看那些陌生的字母和图片。后来，苏方给他配了一名翻译，每天下午来给他读报，顺便教他几句简单的俄语。

午饭在十二点，通常有三道菜。饭后可以午休，也可以去楼下的阅览室看书。阅览室不大，但书架上摆满了书，有俄文的，也有少量英文和中文的。溥仪找到一本俄文版的《战争与和平》，翻了翻，一个字也看不懂，又放了回去。

晚饭后是最难熬的时间。房间里没有收音机，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溥仪常常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色一点点暗下去，看着松林从绿色变成黑色，看着星星一颗颗亮起来。

他开始写日记。

不是正式的日记，只是随手记下一些片段。比如今天的红菜汤比昨天咸了一点。比如院子里那棵松树上飞来了一只没见过的鸟。比如那个送餐的女护士今天换了发型。

这些琐碎的记录，后来被他带回了中国，又在他被关押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成了《我的前半生》的原始素材。

1945年9月初，赤塔的天气开始转凉。溥仪收到了苏方送来的一件厚大衣和一双皮靴。大衣是军用的，深灰色，领子是羊毛的，穿在身上又暖和又沉。他试了试，对着镜子照了照，忽然笑了一下。

镜子里的那个人，穿着苏联军大衣，站在苏联疗养院的房间里，看起来像什么？像一个被俘的皇帝？像一个被软禁的贵宾？还是像一个无处可去的流浪者？

他不知道。

9月中旬，收容所里又来了一批新的战俘。溥仪隔着窗户看见，那是一些穿着伪满军装的人，被卡车拉来，然后被士兵带进了别墅后面的另一栋建筑里。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伪满的高级将领，包括张景惠、熙洽、臧式毅等人。

他们曾经是他的“臣子”，在伪满时期对他毕恭毕敬，跪在地上喊“陛下”。现在，他们和他一样，成了苏联人的阶下囚。

但待遇不同。

溥仪依然住在二楼的单间里，依然吃着三菜一汤，依然有护士每天来打扫房间。而那些伪满将领，被安排住进了后面的集体宿舍，每天要参加劳动，劈柴、扫雪、清理垃圾。

溥仪没有去问为什么。但他隐隐感觉到，苏联人对他，和对其他人，确实不一样。

004

1945年10月的一天，收容所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

那是一个穿着便装的中年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但眼神锐利。他被带到溥仪的房间，用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自我介绍：“溥仪先生，我叫格奥尔基·佩尔米亚科夫，是苏联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今天来，是想和您聊聊。”

溥仪心里一紧。聊什么？审问吗？定罪吗？

但佩尔米亚科夫什么都没问。他只是坐在沙发上，和溥仪聊起了天。聊北京的天气，聊紫禁城的建筑，聊溥仪小时候在宫里的生活。溥仪小心翼翼地回答着，不知道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临走时，佩尔米亚科夫说：“溥仪先生，您在这里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向管理人员提。我们会尽量满足。”

溥仪犹豫了一下，说：“我想看书。中文书。”

三天后，他的房间里多了一个书架，上面摆着几十本中文书。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也有鲁迅的《呐喊》、茅盾的《子夜》。还有一本薄薄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溥仪拿起那本《联共（布）党史》，翻了翻，又放下了。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看着书架上的那些书，忽然想起一件事：当年在紫禁城，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曾经送给他一套英文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他读不太懂，但还是硬着头皮读完了。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学习，是在进步，是在为复辟大清做准备。

现在想来，真是可笑。

复辟？大清？那些东西，早就没了。

1946年2月，溥仪在赤塔度过了他在苏联的第一个冬天。那个冬天格外冷，最冷的时候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但房间里始终温暖如春，暖气片昼夜不停地散发着热量。溥仪有时候会把窗户开一条缝，让冷空气进来，感受一下真正的西伯利亚是什么样的。

2月底，佩尔米亚科夫又来了。这次他没有聊天，而是带来了一份文件。

“溥仪先生，根据上级指示，您将被转移到伯力。那里有更好的条件，也有更合适的安排。”

溥仪愣了一下：“伯力？”

“对，哈巴罗夫斯克。我们称它为伯力。”佩尔米亚科夫笑了笑，“那里比赤塔暖和一点，也热闹一点。您会喜欢的。”

溥仪没有选择。三天后，他再次登上飞机，飞往远东。

他不知道的是，赤塔的这段日子，只是一场序幕。真正的故事，在伯力才刚刚开始。

005

1946年3月，溥仪抵达伯力。

伯力收容所与赤塔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别墅，没有松林，没有骑着马的年轻女军官。这里是由一座军营改建的，灰色的水泥建筑，四周是高高的围墙，墙上拉着铁丝网。大门有士兵把守，进出都需要通行证。

溥仪被安排住进了一栋两层小楼的一层。房间比赤塔的小一些，但仍然是单间，有床、有桌子、有暖气。窗户外面是一个操场，经常可以看到其他战俘在操场上活动。

那些战俘，大多是伪满的高级军官和官员。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囚服，在士兵的监视下跑步、做操、扫雪。溥仪隔着窗户看着他们，认出了一些熟悉的面孔。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看见他们，我才真正意识到，我也是一个战俘。只不过是一个待遇特殊的战俘。”

伯力收容所实行的是“人性化管理”。这是苏方官方的说法，意思是：战俘虽然要劳动，但待遇不能太差，吃饭要吃饱，生病要医治，冬天要有棉衣。

溥仪不用参加劳动。他的“劳动”，是每天上午在房间里学习俄语，下午在阅览室里看报纸。每周有三天，会有专门的医生来给他检查身体，量血压、听心肺、问饮食。有一次他牙疼，当天下午就被送到城里的医院，一个戴眼镜的女牙医给他补了牙，还用生硬的汉语说：“不疼，不疼。”

那些参加劳动的伪满战俘，活也不重。他们被分成几个小队，有的去军官住宅区劈柴，有的去仓库搬运物资，有的去院子里扫雪。每天劳动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可以休息、看书、聊天。

一个叫徐维志的伪满战俘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在伯力，说是战俘，其实更像民工。活不累，吃得也还行，最意外的是，那些苏联军官的家属对我们特别热情。”

006

徐维志说的“热情”，溥仪也感受到了，只是方式不同。

从1946年4月开始，每周三下午，都会有一位苏联军官的夫人来收容所“探访”。她叫波波图切娃，三十出头，丈夫是城防司令部的一位上校。她个子不高，圆脸，总是笑眯眯的，说话声音很轻。

波波图切娃第一次来的时候，带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有一盘三明治、一碟甜点、一壶红茶。她把东西摆在溥仪房间的桌子上，然后用蹩脚的汉语说：“吃，吃。”

溥仪看着那些食物，愣住了。三明治是黑面包夹奶酪和火腿，甜点是蜂蜜蛋糕，红茶里加了糖和牛奶。这些东西在当时的伯力，普通老百姓根本吃不上。

波波图切娃坐在他对面，笑眯眯地看着他吃。溥仪吃得很慢，很不自在。他不知道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来，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吃，不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试探。

波波图切娃似乎看出了他的不安，笑着说：“我丈夫说，你是中国的皇帝。皇帝，应该吃好的。”

溥仪放下三明治，想说点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最后，他用刚学会的俄语说了一句：“Спасибо。”（谢谢）

波波图切娃笑得更开心了。

从那以后，波波图切娃每周三都来。有时带着三明治，有时带着水果，有时带着一本俄文画报。她坐下来，看着溥仪吃东西，然后试着用汉语和他聊天。她的汉语词汇量很少，翻来覆去就是“你好”、“谢谢”、“好吃”、“好看”。溥仪试着教她说几句中文，她学得很认真，但总是记不住。

有一次，波波图切娃带来了一本普希金的诗集，翻到某一页，指着上面的诗，用俄语念了一段。溥仪听不懂，但能感觉到那些诗句的韵律很美。他忽然想起小时候在紫禁城，庄士敦教他读英文诗的场景。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四十年？还是五十年？

他记不清了。

007

1946年夏天，溥仪见到了那些军官夫人如何对待普通战俘。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溥仪在房间里看书看得有些烦躁，就走到窗边透气。操场对面的空地上，几个伪满战俘正在劈柴。他们光着膀子，抡着斧头，汗流浃背。

旁边站着几个苏联女人，是军官住宅区来的家属。她们有的提着水壶，有的端着盘子，正笑盈盈地招呼那些战俘过去喝水、吃东西。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把一块黑面包塞到一个战俘手里，那个战俘愣了一下，然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惹得女人们哈哈大笑。

溥仪看见，一个年轻战俘劈柴的时候，眼睛一直往那几个女人身上瞟。他抡起斧头，眼睛却盯着其中一个穿花裙子的女人，一斧头下去，差点劈到自己脚上。旁边的人赶紧拉住他，那几个女人看见了，笑得前仰后合。

没有人责怪那个战俘。那些女人反而朝他招手，用俄语喊着什么，大概是让他过来吃点东西，歇一歇。

溥仪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了这个场景：“那些苏联女人对战俘的态度，完全不像对待敌人。她们的眼神里没有仇恨，没有鄙视，只有好奇和一种说不清的亲切。她们看那些战俘，就像看一群做错事但已经认错的孩子。”

这种“亲切”，溥仪觉得不可思议。但他不得不承认，在这种环境下待久了，连他自己都开始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这里不是监狱，而是一个特殊的学校；好像他不是战俘，而是一个需要“改造”的学生。

他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战俘会偷偷议论：如果能留在苏联就好了。

008

1946年秋天，溥仪收到了一个意外的“礼物”。

那天，波波图切娃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苏联姑娘。姑娘二十出头，穿着便装，金发碧眼，身材高挑。波波图切娃介绍说，她叫阿尔西娜，是列宁格勒大学文学系的学生，现在在收容所做翻译。

“她以后负责陪你读书、看报、学俄语。”波波图切娃说。

溥仪看着阿尔西娜，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他见过很多年轻女人，在宫里的时候，在天津的时候，在长春的时候，都有女人围着他转。但那些女人，要么是太监们安排好的，要么是日本人送来的，要么是想从他这里得到什么的。

而眼前这个苏联姑娘，眼神清澈，笑容自然，没有任何目的的样子。

阿尔西娜用还算流利的汉语说：“溥仪先生，您好。我很喜欢中国的文学。鲁迅，茅盾，我都读过。”

溥仪愣了一下：“你会中文？”

“学过一点。在大学的时候，选修过中文课。”阿尔西娜笑了笑，“不过我的口语不太好，您多包涵。”

从那以后，阿尔西娜每天下午都来。她给溥仪读《真理报》的新闻摘要，陪他练习俄语对话，有时候还和他聊文学。溥仪发现，这个姑娘对中国的了解，比他想象的要多。她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知道茅盾的《子夜》，甚至知道巴金的《家》。

有一次，阿尔西娜问溥仪：“您读过这些书吗？”

溥仪犹豫了一下，说：“读过一些。”

“您觉得怎么样？”

溥仪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读过《狂人日记》，但那是在天津的时候，庄士敦推荐的。他读不太懂，只觉得那些文字很怪，和他从小读的《论语》《孟子》完全不一样。后来在长春，日本人给他看的都是经过审查的报纸杂志，那些书，他渐渐就忘了。

阿尔西娜似乎看出了他的迟疑，没有再问。她换了一个话题，开始给他讲普希金的诗。

那天晚上，溥仪躺在床上，想着白天的事。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活了大半辈子，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和人聊过天。在宫里，他是皇帝，没人敢和他平起平坐地说话。在天津，他是寓公，交往的都是遗老遗少，说的都是复辟、保皇那些旧话。在长春，他是傀儡，身边都是日本人，说的都是他们想让他说的话。

而现在，一个苏联姑娘，坐在这里，和他聊文学，聊诗歌，聊那些他从未真正思考过的问题。

这感觉很奇怪。但也很新鲜。

009

1947年初，溥仪被转移到伯力南部的另一处设施。这里名义上叫“自由医学观察所”，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关押特殊战俘的地方。

所谓“特殊”，溥仪很快就明白了。这里关押的，除了他，还有几个伪满的“重量级人物”，以及一些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待遇比普通战俘好得多——每人一个单间，有独立卫生间，有暖气，有书架。每天可以散步，可以看书，可以写信（虽然要经过审查）。

观察所不大，只有几栋平房，但环境很好。周围是树林，有一条小路通向一个不大的湖。溥仪每天早上起来，会沿着小路走到湖边，看那些水鸟在湖面上游来游去。一个年轻的翻译跟在他身后，保持着十几步的距离，从不打扰他。

那个翻译，就是阿尔西娜。

阿尔西娜现在成了溥仪的“专职陪同”。她每天早上来，陪他散步，给他读报，帮他练习俄语。下午，她会带一些书来，有时候是俄文的，有时候是中文的，坐在溥仪房间里和他一起读。

溥仪开始认真学俄语。他发现，学一门新语言，比他想象的有趣得多。那些陌生的字母，组合在一起，能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那些声音，又能组合成意思，表达出各种想法。

有一次，他问阿尔西娜：“俄语里，‘谢谢’怎么说？”

阿尔西娜笑了：“您早就学会了。Спасибо。”

溥仪点点头，然后说：“Спасибо。”

阿尔西娜笑得更开心了。

010

1947年夏天，溥仪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波波图切娃写来的，用的是工整的俄文，但旁边附了一份中文翻译。信中写道：“溥仪先生，我们很久没见了。听说您在观察所生活得很好，我很高兴。我最近学了几首中文歌，下次见面时唱给您听。祝您身体健康。”

溥仪把信看了两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折起来，放进了抽屉里。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信。他有很多话想说，但又不知道从何说起。说谢谢？说想念？说他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说他想知道她过得怎么样，她丈夫怎么样，她的孩子怎么样？

他想了很久，最后只写了一句话：“波波图切娃夫人，谢谢您的来信。我也很好。祝您一切顺利。”

他把信交给阿尔西娜，请她帮忙翻译成俄文。阿尔西娜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拿起笔开始写。

那天晚上，溥仪躺在床上，久久睡不着。他想起波波图切娃第一次来时的样子，想起她笑眯眯地看着他吃三明治，想起她用蹩脚的汉语说“好吃，好吃”。他想起那些军官夫人在院子里招呼战俘们吃东西，想起那个差点劈到自己脚的年轻战俘，想起那些女人哈哈大笑的样子。

他在想，这些人，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好？

他找不到答案。

011

1948年，伯力的冬天格外冷。

溥仪每天早上起来，都能看见窗户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那些冰花形状各异，有的像树枝，有的像羽毛，有的像从未见过的花朵。他会趴在窗前看很久，用指甲在冰花上划出道道痕迹。

阿尔西娜每天下午准时来，带着当天的报纸和一些热茶。她进屋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暖气旁边，把手贴在上面取暖。溥仪看着她的动作，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个小姑娘，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来陪他。冬天这么冷，路上一定很难走。

他问：“你冷吗？”

阿尔西娜摇摇头：“不冷。我习惯了。”

溥仪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转身走到抽屉旁边，拿出一个东西，递给阿尔西娜。

那是一块怀表，镶着宝石，表盖上刻着一条龙。

阿尔西娜愣住了：“这是什么？”

“送给你的。”溥仪说，“谢谢你一直陪我。”

阿尔西娜看着那块怀表，半天没有说话。她当然知道这东西有多贵重，也知道溥仪带在身边意味着什么。她摇摇头：“我不能要。这太珍贵了。”

溥仪坚持：“我没什么可以送你的。这个，就算是一点心意吧。”

阿尔西娜沉默了很久，最后接过了怀表。她把表握在手心里，感觉那金属的凉意一点点渗进皮肤。她抬起头，看着溥仪，想说点什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最后，她用俄语轻轻说了一句：“Спасибо。”

溥仪听懂了。他笑了笑，也用俄语回了一句：“Пожалуйста。”（不客气）

那天下午，他们谁都没说话。阿尔西娜坐在窗边，看着手里的怀表。溥仪坐在床上，看着窗外的雪。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很快就把整个院子都覆盖了。

012

1949年春天，溥仪收到了一个消息：苏联政府正在考虑将他移交给新中国。

这个消息是佩尔米亚科夫带来的。他已经升了官，现在是内务部远东局的副局长。他来观察所“视察”，顺便和溥仪谈了谈。

“溥仪先生，您对回国有什么想法？”佩尔米亚科夫问。

溥仪沉默了很久。他当然想回国。那是他的国家，他的故乡，他的根。但他也知道，回国意味着什么。新中国不是伪满洲国，不是中华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他这样的人回去，会有什么下场？

他想起那些被处决的汉奸，想起那些被枪毙的战犯，想起报纸上那些“镇压反革命”的消息。

他犹豫了一下，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留在苏联。”

佩尔米亚科夫似乎并不意外。他点点头，说：“我会向上面反映您的想法。但最终的决定，不在我这里。”

溥仪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决定权不在佩尔米亚科夫，不在波波图切娃，不在阿尔西娜，甚至不在他自己手里。决定权在莫斯科，在北京，在那些他从未见过、也永远不可能见到的人手里。

那天晚上，溥仪又失眠了。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想着那些年在长春的日子。他想起自己站在“登基大典”上的样子，穿着龙袍，接受日本人的祝贺。他想起吉冈安直那张永远谦卑的笑脸，想起关东军那些颐指气使的军官，想起那些跪在地上喊“陛下”的伪满大臣。

他想，如果那时候，他知道会有今天，他还会那么做吗？

他不知道。

013

1949年秋天，波波图切娃最后一次来看溥仪。

她看起来老了一些，头发里多了几根白发，眼角的皱纹也深了。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的，说话还是那样轻声细语。

她带来的篮子里，还是有三明治、甜点和红茶。只是三明治的面包粗了一些，甜点里的糖少了一些，红茶里的牛奶淡了一些。

溥仪知道，苏联战后恢复时期，物资紧张，这些东西已经是她能拿出的最好的了。

他们坐在房间里，像以前那样，一个吃，一个看。溥仪吃得比往常慢，他想把这种感觉留得更久一些。

吃完后，波波图切娃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溥仪。溥仪打开一看，里面是一瓶樱桃酱，还有一本手抄的诗集。诗集是用俄文抄的，字迹工整，每一页都有一个小小的插图。

“这是我做的。”波波图切娃说，“希望你喜欢。”

溥仪看着那本诗集，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翻到第一页，看见上面写着一行字：“希望你记得，这里的人并不憎恨你。”

他抬起头，看着波波图切娃。波波图切娃还是那样笑眯眯的，但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溥仪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后，他只是说了一句：“谢谢。”

那天下午，波波图切娃走的时候，溥仪站在窗前，一直看着她走出院子，走上那条小路，消失在树林里。他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

014

1950年6月，移交的通知正式下达。

溥仪站在房间里，看着那些他住了四年的东西。书架上还摆着那些书，桌上还放着那盏台灯，窗台上还摆着波波图切娃送的那瓶樱桃酱。他拿起那瓶酱，打开盖子，闻了闻，还是那股熟悉的甜味。

阿尔西娜站在门口，看着他。她的眼睛红红的，但什么也没说。

溥仪转过身，看着她，忽然问：“你会想我吗？”

阿尔西娜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

溥仪笑了笑，走到她面前，说：“我也想你。”

阿尔西娜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然后抬起头，用俄语说了一句话。

溥仪没听懂。他问：“什么意思？”

阿尔西娜摇摇头，没有翻译。

那天下午，溥仪收拾好了行李。其实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换洗的衣服，几本他最喜欢的书，还有那瓶樱桃酱和那本手抄的诗集。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帆布包里，然后坐在床边，等着。

傍晚时分，几辆卡车开进了观察所。溥仪从窗户看见，那些伪满战俘被一个个押上卡车。他们穿着统一的囚服，低着头，没有人说话。

一个苏联军官走进溥仪的房间，说：“溥仪先生，请跟我们走。”

溥仪站起身，拿起帆布包，跟着他走出房间。

走到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房间，那张床，那张桌子，那扇窗户，那些他看了四年的东西，都在那里。窗外的松林还是那样绿，湖面还是那样平静，一切都和他刚来时一样。

不一样的是他自己。

015

1950年8月1日，溥仪登上开往中国的火车。

站台上站满了人。有苏联军官，有收容所的工作人员，有那些军官夫人。溥仪在人群中寻找着什么。他看见了佩尔米亚科夫，看见了那个曾经给他补牙的女医生，看见了几个经常来送东西的军官夫人。

但他没有看见波波图切娃，没有看见阿尔西娜。

他站在车厢门口，一直往人群里看。火车快要开了，站台上开始有人挥手告别。他还是没有看见她们。

忽然，他看见一个小姑娘跑过来。不是阿尔西娜，是一个他没见过的女孩，大概十来岁，手里拿着一束野花。她跑到溥仪面前，把花塞到他手里，然后用俄语说了一句话。

溥仪没听懂。他低头看着那些花，野菊花、矢车菊、蒲公英，胡乱扎在一起，有些已经蔫了。

火车鸣笛了。溥仪上了车，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他把那束花放在旁边，然后透过窗户往外看。

站台上的人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火车慢慢启动，把伯力一点点甩在身后。

他拿起那束花，忽然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纸条很小，叠成四方形。他打开，上面用中文写着一行字：

“溥仪先生，一路平安。阿尔西娜。”

溥仪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火车越开越快，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变成了森林，从森林变成了草原。他坐在那里，手里拿着那张纸条，一直到天黑。

016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

第三天傍晚，列车缓缓驶入中苏边境的一个小站。站台上站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人，还有一些穿军装的士兵。

溥仪知道，到站了。

他站起身，拿起那个帆布包。包里装着那几本书，那瓶樱桃酱，那本手抄的诗集，还有那张小纸条。他把东西收拾好，然后走到车厢门口。

车门打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这是中国的夏天，和他记忆中的一样，潮湿，闷热，喘不过气来。

溥仪下了车。站台上的中国人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也看着他们，没有说话。

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走上前来，说：“溥仪先生，欢迎回国。请跟我们走吧。”

溥仪点点头，跟着他往前走。

走了几步，他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列苏联的火车还停在铁轨上，车身上还有苏联的国徽，车窗里还有人影在晃动。那些送他来的人，那些陪了他五年的人，那些给他送三明治、教他俄语、抄诗集给他的人，都在那列火车上。

他看不见他们，但他知道他们在那里。

他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他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苹果，那是上车前阿尔西娜塞给他的。他一直没舍得吃，一直放在包里。

他咬了一口。

那苹果有点酸，有点甜，汁水很多。他嚼着那口苹果，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从眼睛里流出来。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是眼泪吗？是汗水吗？还是苹果的汁水？

他只知道，这一口苹果，他终于尝出了味道。

那是分别的味道。

尾声

1950年8月，溥仪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后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改造生活。

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得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普通公民。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1岁。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溥仪常常回忆起在苏联的那段日子。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在苏联的那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五年。没有恐惧，没有焦虑，没有那种时时刻刻被监视、被控制的感觉。虽然我是战俘，但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可以被平等对待的人。”

那些给他送三明治的军官夫人，那些陪他读书的年轻翻译，那些微笑的护士，那些点头致意的女军官，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这些“普通”举动，对一个从皇宫跌落到深渊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五年，苏联给了他最好的待遇，也给了他最深的困惑。他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对一个战俘这么好。是为了政治宣传？是为了心理战术？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他是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溥仪没有找到答案。但他记得那些人的脸，那些人的笑，那些人的话。

他记得波波图切娃那瓶樱桃酱的甜味。

他记得阿尔西娜念普希金诗时的声音。

他记得那个骑马的年轻女军官，回头朝他点头微笑的样子。

他记得每一个对他好的人。

因为那些人，让他知道，即使是一个末代皇帝，即使是一个战俘，也值得被温柔对待。

而那些温柔，也许正是历史最动人的部分。

创作声明：

本文基于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相关历史档案及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创作而成。文中涉及的历史事件、人物关系、时间节点均有可靠史料支撑。部分对话场景、心理活动及细节描写，在史实框架内进行了合理的文学化推演，以增强叙事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这些文学化处理不改变历史事实的本质，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人物的处境与心境。

参考来源：

溥仪著：《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

中央档案馆编：《伪满战犯改造档案选编》，内部资料，1988年

王庆祥著：《溥仪的后半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俄）格奥尔基·佩尔米亚科夫回忆录：《我在远东的岁月》，莫斯科，1975年俄文版

辽宁省档案馆编：《抚顺战犯管理所档案选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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